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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耕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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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聪明女子与古怪老头――对理性与信仰的思考  

2007-11-01 14:15:5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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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昨天有人发邮件认为“哲学无用”,问我的看法,于是想到这篇旧文,虽过了几年,但贴出来仍觉有备忘的必要。

有一则寓言,说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有一个古怪的老头某次在仰观天象时,边看边走,竟失足掉进水井,引得在场的一位色雷斯(或译图拉塔)妇女开怀大笑。古怪的老头在这位聪明的女子面前成了笑柄,因为他尚不能看清自己脚下的东西,却狂妄地要弄懂天上的奥秘。(参见柏拉图《泰阿泰德.智术之师》,严群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65-66页)这个故事自然已是十分久远,但两千五百年来,人类一直在扮演着这样两种角色,要么是那个古怪的老头,要么是那位聪明的女子。后者代表着人类对当下处境的思考,是理智的,实际的,物质的,肉体性生存的,人类若不扮演这样的角色,怕是仍处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阶段;前者代表着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终极关怀,是信仰的,超越的,精神的,道德性生存的,人类若失去了对这一角色的兴趣,则虽可发射飞船、改变基因,仍不过是戴了冠冕的沐猴而已。所以,这两种角色对人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去认同这两种角色;在我们人类赖以区别于动物的精神层面上,究竟哪一种角色应当成为我们的自觉选择。

从表面上看来,聪明女子所关心的是与我们的生存更为切近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可以触摸的肉体生活、物质利益、当下处境,而古怪老头的思考则无关切身痛痒,虽事关人的精神家园问题,但无须付出连脚下的水井也不顾的代价。然而,实际上,前者考虑的问题所涉及的是实体性,是一切对象的对象,它仅仅与自身发生关系,此后才与人发生间接的关系。而后者思考的问题所涉及的是“关系”,此一对象直接与人发生关系,并仅仅与人发生关系。费尔巴哈将这两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划分为哲学与神学的区别,并且两者是不可调和的。在哲学看来,世界是必然的产物;而在神学看来,世界则是偶然的产物。哲学探讨世界的本质,而神学注重世界的现象。所以费尔巴哈说,“从本质上说,神学的观点是人的实践的观点,哲学的观点则是理论的观点(就这个词最普遍、最原始的意义而言)。”(《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与批判》,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10页)这里,尽管费尔巴哈用了“哲学”与“神学”的概念,但在我们的命题中看来,他所说的正是我们要讨论的两种选择。即我们最终要选择的立场是不是与我们--人--的关系最为密切。费尔巴哈所赞同是的哲学立场,他认为只有站在这哲学的角度才可能不仅局限于道德评价,才能把人的活动与世界作为对象而发现其本质。这正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思路。然而,就现代哲学来看,也正是这强大的传统哲学却恰恰忽略了“现象”的存在,因此也就忽略了人的存在。因为,照海德格尔的理解,只有人才能对存在的意义提出质询,只有在与人发生意向关系的时候,意义才可能出现。在费尔巴哈看来,只有把世界理解为必然的,才意味着对世界进行思考和领悟,而把世界理解为活动,仅意味着对世界进行想像和设想。但是,如果世界成为必然的,便在观念中达于完成,即整个世界成为一种自明现象,而彻底的自明便是死亡。这里,我想有必要倾听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地下室人之口所说的话,即人是应当像蚂蚁那样生活,还是应当按照自己“愚蠢的想法”去生活。他说:“极可尊敬的蚂蚁是从蚁穴开始生活,大概最后也是以蚁穴告终的,它们那始终如一和积极实干的精神博得了很高的声誉。然而人是思想轻浮和其貌不扬的生物,他可能像象棋手一样,只喜欢达到目的的过程,却不喜欢目的本身,而且谁知道(因为这是不可能担保的),人类向地球上的一切突进的目的也许只不过是为达到目的而经过的连绵不断的过程,换句话说,是生活本身,而其实并不是目的,这目的当然应该不外乎是二二得四,就是说是个公式,但先生们,须知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它已经是死亡的开始了。”(《地下室手记》,伊信译,《世界文学》1982年第4期,第146页)换句话说,想像和设想的世界才是人的真正的有别于动物的生存空间,这一空间跨越了由“二二得四”竖起的石墙,尽管人在穿过这堵石墙时常常碰得头破血流,然而只有这种穿越的切肤之痛才体现着人的存在。或者说,我们只有不顾脚下的水井,才使得对天上奥秘的探求成为可能。--这就是我们的自觉选择。

于是,会有人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都选择了对当下处境的放弃,都去在想像与设想的世界中生活,社会如何进步呢?这里,我们必须弄清两个层面的东西,即我们所做的与我们如何去做。人类的物质进步是必然的,其实它更多地受人类本能的驱动,当黑格尔还没有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他提出了“历史诡计”的概念,似乎大有对人类面对冷酷的历史时无可奈何之叹。历史是无道德性的,即我们所做的都属于这种无道德性范畴。但是,在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左右之下,我们如何去做,则是属于道德性范畴的。诚如有人所言,科学技术是中性的,但是人从事研究的状态却是极性的。我们如何选择这一状态,是每一个人都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一个科学家,他可以从事任何的研究,但如果他仅仅是为研究而研究,或者仅仅为某个目的而研究,而失去了对自身存在的感受,这其实就进入了那个老而又老的有关异化的话题。真正有良知的人应当尽可能对异化的必然性力量保持一种强大的内心张力,才可能在物质吞噬的过程中体现人的存在。爱因斯坦这个打开核武器潘多拉盒子的人曾说,“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种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自由与科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79-180页)可见,真正的智慧是超越的,是在必然性的强大力量的支配下对自由的主动选择。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物质的进步往往会遮蔽人的心灵,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现象,但人不会在这种遮蔽中长久地穴处下去,因为人秉有自摆脱兽性以来的精神独立性,因此总有人不时站出来在渐趋荒芜的旷野中发出令人懔惧的呼告。苏格拉底、色诺芬、卢克莱修、莎士比亚、卢梭、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思、尼采、托尔斯泰,以及阿尔都塞、德里达,等等,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获取知识及物质进步竟会导致精神沦丧对人类提出警醒。马克思说:“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9页)在这个历史的悖论面前,应当如何选择自己的角色,如何确立自己的价值立场,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无可回避的。托尔斯泰在他的生命之烛即将熄灭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人们所说的科学,要么是指那种世上最重要的、人所赖以认识应当如何生活的科学,要么是指那些人们以懂得它为荣、有时对自己有用、有时没用的东西。前一种知识是伟大的,后一种则大部分是毫无意义的。”(《生活之路》,王志耕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第390页)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首先选择的不是“为何”,而是“何为”。然而这一选择,便把我们置于了西绪福斯的地位,当我们把这块石头推上山顶的时候,它过于沉重的质量又会以其历史的必然性跌落到山脚,于是我们只好从头再来。这种壮烈的行为绝不是以“历史的保守观”可以名之的,这是与历史诡计相抗衡的巨大张力,失去了再次爬上山顶的勇气便意味着人类精神的堕落。

这里我想到了有些人对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对立性的理解。这在种理解中,巴尔扎克成为历史理性进步的代表,而托尔斯泰成为对历史掣肘的向后看的代表。我感到很诧异,不知这样的想法是从何而来的。巴尔扎克作为历史的书记,形象地记录了工业化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冲击,假如他因此而成为历史进步的代表,那么,托尔斯泰作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通过生动的形象反映了宗法社会衰落的现实,为什么就成为“向后看”的“人文烦恼”了呢?假如是因两者的主观意愿而言,巴尔扎克同样是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上,为之吟唱着无尽的挽歌,体现了“社会理性的进步”,而托尔斯泰同样看到了贵族阶级与农民阶层之间的巨大矛盾、描绘了聂赫留朵夫、列文等人的深刻思考,为什么就成了对时代变革与历史规律的“消解”?其实,我不过想与这种理解站在同一个层面上提出反问,以便看到这里对文学的政治偏见与逻辑错误。问题的症结在于,出现这样的理解是因为理解者站在了色雷斯聪明女子的角度去看问题的。在这样的视域中,巴尔扎克因为更多地描写了人在当下处境中的活动与应对手段而受到肯定,而托尔斯泰则因为更多地思考了人的精神出路与人性的调和而被否定。但如果让我们站到古怪老头的角度来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巴尔扎克也好,托尔斯泰也好,他们震撼人心的力量都是出于其对历史中的人生存困境进行的艺术沉思。理解巴尔扎克最好读一读他早期的作品《驴皮记》,里面寓言化地揭示了人的欲望与生存需求的悖谬,欲望越强烈,生存需求越无法满足,而最强烈的欲望到来之时便是死亡的到来之时。这部小说所蕴含的哲理成为了整个《人间喜剧》的纲领。也就是说,尽管巴尔扎克描写的是人的当下处境,但他思考的却是在整体的历史进程中人自身所受到的戕害。与其说他放弃了自己的阶级同情,不如说他放弃了对脚下那口水井的留意,而更多地关注起天上的奥秘来。由此看来,马克思的上述见解未必不是从巴尔扎克这里来的。那么,在这种悖谬的处境中人应何为呢?托尔斯泰的思考其实就是巴尔扎克思考的继续。在这一问题上,托尔斯泰往往被视为一个失败者,他逃避了革命,逃避了历史的进步,缩回到人自身去解决这不堪重负的问题了。然而,这正是托尔斯泰的悲壮之处。他以预言者的身份发现了人面对现实与历史的弱者地位,而人本来应当成为世界的最终创造者,因为他不仅有着天赋人权,而且有着天赋神性,但面对人的沦落,托尔斯泰放弃了对历史的顺应。屈服于历史是容易的,但这同时也就失去了人作为神圣造物的尊严。克尔凯郭尔说,不顾理性去信仰是一种痛苦。托尔斯泰选择了痛苦,选择了对人类良知这一角色的承担。在二十世纪的炮火硝烟之中,这个衰朽而苍老的身影,就像那手执木棒立于驽马之上的堂吉诃德一样,在巨大的风车之下颓然倒下,成为新世纪铁血理性的一个笑柄。但是,在他倒下去时所发出的旷野呼告声中,凡有良知的人谁能不自惭形秽!

人类在跨进新千年的时候,是应该向前看了。但是,也许是上一世纪的事离我们还是太近,也许是我们在新式激光制导炸弹的轰鸣声中还没有来得及醒过闷来,我们应当扪心自问:在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们是否对自己的过去写下了一份合格的总结报告?难道社会理性就是要我们研制出越来越高明的杀人武器,难道历史规律就是要人类更加凶残地相互屠戮?许多到过西方世界的人都感叹,不仅人家的物质文明我们望尘莫及,而且真正的雷锋也在人家那里。但是,他们更进步了吗?是谁操纵着全世界的军火市场?是谁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市场?谁又是世界上人均拥有枪支最多的国家?同样是他们。可见,物质的进步并不能解决人性中恶的问题。不错,人类是进化的,但人类精神的进化较之其物质的进化要缓慢得多,甚至,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两千年来,人类的精神根本看不到进化的任何迹象!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屠杀的血腥味至今犹浓!这难道仅是一个解决当下处境的问题吗?固然,对想像世界的思考同样不能解决人的生存悲剧。但真正可悲的是身处于悖谬而丧失感受的能力,并因此而洋洋自得起来,声称能够为管理者提供可资借鉴的“看法”,这样的想法如果不是与虎谋皮,便是为虎作伥。

好了,让我们来讲完本文开头的故事吧。那位色雷斯妇女一直看着古怪老头被人从井里打捞出来,便忙着到葡萄园摘葡萄去了,她的家因为出色的操持平淡而殷实,后来与丈夫和睦相处,直至白发千古,她的名字已无记载。而那位古怪老头由于落井伤了身体,没有来得及将他有关宇宙统一性的思考撰写成文便溘然长逝。这位老头便是古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当然,这个故事的结尾是我加上去的。

(原载《文艺报200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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