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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有普世伦理吗?  

2010-07-31 13:17: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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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普世伦理吗?我一直在思考宗教的普世性问题,也有很多人问起伦理的普世性问题。尤其是,我发现近来的网络舆论(在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真正的大众声音)逐渐倾向于认同超越国界的共同道德标准,这让我觉得有必要认真对待这个话题。

    我的回答是明确的:普世伦理当然是有的。这有两个基本推断:首先,人之区别于低级动物的本质是它的自我限制能力,也可以说,人类的道德与法律规约始终在围绕这种自限的限度而存在,而它的最低限度则是普世伦理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人的类本质;其次,尽管我们都在担忧人类道德的日益堕落,但仔细想来,这个堕落的过程还是有限度的,比如,上世纪发生的大规模人类自相残杀事件,它最终还是由人类自己做了终结,并且至今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人类仍然保持着一种良性的存在状态,丛林规则并没有成为赤裸裸的国际准则,尽管它被各种面具所掩盖着,但其实面具本身说明着一种强迫性力量的存在,这就是对共同伦理的畏惧。就此而言,我们必须对人类的未来保持信心。

    然而,对虚无缥缈的精神之维,人类从来是放心不下的,尤其是当我们感受到新的世界性战争气味的时候。所以,从上世纪后期开始,即不断有人试图以条文形式将某种普世伦理固定下来,形成一种超宪法文本。1993年,有来自全球各宗教团体的6500多名代表,以及20余名卸任国家首脑,齐聚美国芝加哥,召开了第二次全球宗教大会。这个举动非同寻常,因为就在一百年前的同一个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召开的同时,曾举行过第一次全球宗教大会。那次大会的宗旨是致力于消弭宗教差异,实现世界大同。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发展所赖以成功的铁血规则远胜于这个所谓“全球”宗教会议的乌托邦理念,接下来的世界性战争无情地摧毁了这一信念。时隔百年,当人类再次出现大战苗头的时候,尽管一百年前的教训犹在眼前,但人们仍然以末世堂吉诃德的豪情,再次提出更明确的诉求:建构普世性的全球伦理!会议最终通过了共同签署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其中综合不同民族的思想资源,提出了四项“不可取消”的伦理原则:一、坚持一种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二、坚持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三、坚持一种宽容的文化和一种诚信的生活;四、坚持一种男女之间的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在这次宗教大会的影响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了所谓“普遍伦理计划”,以应对它对世界局势的预判:在多极世界中,个体主义膨胀,理解差异空前加剧。这个计划的结果是数十位学者共同制订的《21世纪伦理学的共同框架》,其基本要义与《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类同。

    那么制订一种普世性伦理的标准是什么呢?上述“宣言”或“框架”的作者们为了使他们的文本具有实证性,引用了诸多古老文明的古训,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等,归纳出上述基本原则。其实,所谓普世伦理,应是最简单的生命规则,不过围绕两个原则:维护人的基本生存和社会尊严。或者说,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作为个体性存在的肉体性存在——温饱与安全,和作为群体性存在的精神性存在——尊严与自由。从《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四项原则来看,前两条重在维护人的肉体性存在,后两条重在维护人的精神性存在。

    坚持非暴力与尊重生命的文化,也就是不可伤害他者,或者换用肯定的修辞,即要尊重生命。它包括两层含义:一、否定以暴力方式解决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每一个体的生存权都是与生俱来不可侵犯的,也是其他一切权利的前提与基础;二、尊重人的生存权,同时也意味着对地球上一切生命形式的尊重,因为只有全体生命的和谐才能保证人类的良性存在。坚持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也就是意在强调“不要偷盗”的规则,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辞,即财产的公平分配。这里的“偷盗”指的不仅是指非法形式的犯罪,同时也指那些在法律掩盖之下的掠夺行为,从而保障每一个人对基本生存条件的合理拥有。

    所谓坚持宽容的文化,不能仅仅理解为“宽恕”的文化,而应理解为对人的自由的“宽容”,也就是说,这里指的是坚持一种自由的文化。人的尊严只有在自由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体面”的生活有了物质基础就可以实现,而“活得有尊严”则需要“自由”。人有了自由便有了尊严,有了尊严便有了道德意识,因此,所谓“诚信”的文化才能实现。再有坚持男女之间的权利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也是关涉人的尊严生存的问题。人类发展至今仍然以家庭为最基本的生活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两性权力博弈的棋枰,它的能量交换对整个社会的良性存在都产生着无法估量的影响。所以,人的尊严性生存应从家庭内部开始。

    所以,所谓普世伦理也可以理解为最基本的底线伦理。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即使是这个最简单的生存与尊严伦理,却并不是所有文化应有的题中之义。比如中国的文化。这里涉及到一个我没有资格谈论的话题,然而,我却相信鲁迅的激愤性判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也就是说,作为“爱人”的“仁”并没有获得实际的文化意义,原因当然是极其复杂的。但无论如何,在中国的文化中,“人”从来不是它的核心要义。这比较起西方的人文主义来则容易看得更清晰。我曾在研究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时候多次批判过人文主义的理性主义内容,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文主义对人的夸大性处理,经过近千年的培育,造就了西方文化中强烈的人的尊严意识,从而也间接地促进了民众普遍道德水准的提升。因此,真正的普世伦理的推广,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对真正的人的文化的建构。

    然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发展至今,仍未找到一种理想的文化模式,所以,倡导普世伦理的诉求始终存在。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普世伦理是存在的,然而,实际上,可操作性的普世伦理却并不存在。这也正是芝加哥大会的宣言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草案早已被淹没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纷争之中的原因。

    因为,任何伦理规则都是在非普世性条件下被阐释的。

    比如,非暴力的规则能否实现吗?在人类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上,暴力仍然是制约暴力的唯一手段!前提则是所有人都相信暴力的终极性权威。因此,在经过大规模裁军之后的地球上,仍然存在着可以毁灭它上千次的危险装置。据说,把全世界所有核弹头按爆炸当量计算可摊在每人头上3TNT炸药。消灭一个人当然不用如此之多的火药,然而,人类却相信它的存在是必要的。看上去很可笑,这却是现实。

    那么,一种团结的文化和一种公正的经济秩序是否可以实现?回答仍然是否定的。既然暴力存在,则远远谈不上“团结的文化”,而所谓“公正”的经济秩序在今天不过是一层疯狂掠夺的合法性外衣。比如WTO,它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非歧视、市场开放、公平贸易、权力与义务平衡。但在实践操作中,仍然是资本拥有量决定一切。索罗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规则并不能操控资本,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为资本服务的。

    当然,既然这个充斥着各种利益关系,在任何一种文化境遇中,宽容、诚信、平等的原则都将是相对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伦理并不存在。

    然而,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继续推进我们的追问:那么,普世伦理的诉求有意义吗?

    答案是肯定的。

    普世伦理是有意义的,而且它的意义是终极的、永恒的。在人类发展的目前阶段,普世伦理的构建是一种乌托邦行为,但我总是认为,对人类真正有意义的,是人类的空想。因为,它代表着人类对美好未来的信念。

    或许人类之间的对立、冲突仍会继续,或许人的尊严仍将在人类自身建构的权力空间中遭到放逐,但是,对普世伦理的诉求一直是人类渴望善良、向往美好的一面永恒的旗帜。前面我说,人类能够基本有序地存续到今天即是普世伦理存在的证据,这句话反过来依然成立:即,如果人类放弃了对普世伦理的追求,那么整个社会将会退回到赤裸裸的丛林境况。尽管今天“丛林规则”仍然以各种普世的面貌控制着人类,但这种面具的存在其实正说明着人类对某种共同规则的持守。不要小看这一丝可怜的持守,它正是人类希望的一道曙光。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建构一种更高的持守,则人类或许会生活得更美好一些。

参考文献:

[]孔汉思、库舍尔编《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商务印书馆,2001年。

刘述先《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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