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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重建中俄人文思想的对话——从《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想到的  

2012-11-16 17:46: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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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20世纪的文化建设总体而言是开放式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救亡语境的逼迫所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说“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1],反映了那个时代在中国文化更新的过程中对异域文化的渴求。由于特定的历史境遇的相通,那时俄国的文学成为中国人的救世良药,而十月革命的成功,则给了中国人改造社会的极大启示,自此之后,俄苏文化,不仅仅是文学、文论,也包括哲学、科技、政治及经济体制等,整体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直到今天,这种交互惯性仍然存在。那么这个影响的具体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它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以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学间的影响,而就作为文化建设核心内容的人文思想的交互影响则研究不够。因此,当我读到陈建华教授主编的《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重庆出版社,2011年10月)一书的时候,心下感到十分振奋。

    俄罗斯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就其人文思想而言,它带给我们的首先是“为人生”的基本价值观。但我们对“为人生”的理解却带有独特的“期待视野”,我们理解的是“救亡”、拯救他人,但我们无法理解到,在“为人生”中蕴含着深刻的“对话”性内容,当我们在极力推崇果戈理对“黑暗”的揭露时,却忽略了,在果戈理的小人物身上展示着基于俄罗斯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平等对话精神。这种精神或许直到巴赫金的出现才以显性的方式昭示给中国人。《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一书以较大篇幅梳理和分析了巴赫金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过程,向读者揭示了“对话”精神是如何介入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过程之中的。这一部分的论述在我看来是本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书中就巴赫金对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性作用,以及巴赫金理论在中国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形态等问题的辨析,都富有启发意义。

    在新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一直充当着先驱者的角色。幸运的是,巴赫金的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即来到中国,随后引起广泛关注,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中国学者抽绎出三个关键词:对话、复调和狂欢。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的文论话题一直保持着中国学界的前沿热度,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普及密切相关。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的,巴赫金对话理论是在苏联专制土壤上以反拨的形式而诞生的,而中国新时期之前的语境也恰如巴赫金时代一样,长期的意识形态控制在文革之后一旦开放,中国学界急于寻找一种新的理论支撑,来填补恢复话语后的言说真空,因此,中国当代文论的领军人物,无论是否具有俄罗斯文论研究背景,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以“对话”精神重建中国文论的对话中来。本书作者不仅系统梳理了中国文论家对“对话”理论的接受过程,还重点解析了代表性个案。如在论述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时,作者指出,这“实际是对话理论结合本土语境的改造深化”,“他从巴氏的对话理论得到启发,思考人的生存和交往的本质问题,无论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诉求,还是新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都深深渗透了巴赫金对话思想的精髓:差异性、平等性、开放性、独立性”(第102页)。正因为钱中文是中国最早译介巴赫金的学者之一,其俄语学术经历又恰好造就了他对俄国人文思想的亲近,所以他的中国文论建设思想就成为巴赫金与中国当代话语的中介。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对这一个案的选择和评述是必要而精当的。

    巴赫金对中国文论的影响,除了基本的“对话”精神,大概莫过于复调和狂欢这两个范畴。可以说,在我们新时期文论与域外文论交流的过程中,这两个范畴的普及程度不亚于任何其他西方舶来品。本书在论述这两个范畴在中国批评实践中运用的情况时,系统评价了它们对本土文论话语的介入作用,就其如何扩展我们的批评视野、丰富我们的言说方式做了细致的评析。一方面,这些范畴在小说文本、诗歌文本以及新媒介文本等艺术形式的批评实践中,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颠覆性视角,另一方面,它们激发了国内批评界文化批判的热情,有了“狂欢”性,各种否定性话语便获得了有力的理论和语式支撑;此外,它们不仅影响了以往惯于接受新思想影响的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批评,而且也为一惯“保守”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作者在为读者条分缕析地描述这种影响的分布图景的同时,也以独创的目光发现了中国学者的误读,如对“复调”的滥用和对“狂欢”体式的表面理解。作者敏锐地指出:“巴氏所说的复调小说,侧重小说中各种思想的独立性,复调就是指这些各自言说的思想主体在思想的交锋中互相并存的状态。”(第119页)而这一点恰恰是常被中国的批评家所忽视的。其实这种“忽视”是一种文化制约的结果。在我们的本土文化结构中,独白话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20世纪以来,先是救亡语境消解了人文主义兴起的势头,后是意识形态的强迫性一言堂化,这种长期的文化制约,使得我们的知识分子丧失了对真正的复调精神的理解,因此也难以创造出具有平等思想交锋的复调艺术形态。因此,“对西方理论这一异质事物的消化融解和妥帖运用的过程还很漫长,需要我们在批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探索。”(第135页)本书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揭示,将为我们自身的文化结构转型提供一种值得深思的眼光。

    《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的上编除了对巴赫金进行了重点评述,还对别尔嘉耶夫、艾亨鲍姆、洛特曼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做了梳理和阐释,尽管这些思想家对中国的影响远不如巴赫金的影响,但本书对他们的理论及传播过程的记述,也将推动学界对其做更深入的研究。当然,在我看来,本书更有分量的部分还在于下编的“史实”演绎与价值评判。俄罗斯的人文思想到底是通过哪些途径和具体方式进入中国并产生影响的?这个传播过程的媒介,包括期刊、书籍出版的情况如何?翻译家作为传播主体,其传播动因、存在状况、传播效果到底如何?厘清这些事实,将为该领域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基础平台。做过此类工作的人都深有体会,它是一种繁重、枯燥、看上去缺少“创新性”的事务,但它实质上是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基石,因此,所有后续的研究者都应当对此项工作保持足够的敬意。

    实际上,本书的事实研究,并未停留在事件的罗列与描述上,而是从中做出了一些重要的价值判断,特别是关于俄苏文化在中国的负面影响问题,本书更是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俄苏元素起过极为重要的正面作用,如“为人生”的启迪、强烈的爱国主义与牺牲精神,以及前述的对话思想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所走过的弯路,也都处处留下了俄苏影响的痕迹。如本书在论述译介性期刊对中国早期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时,在肯定其强化了文学论争的理性色彩和建设性意义的同时,也指出,苏联文学界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思想的进入,导致论争的粗暴化,甚至“造成同一战线中的盟友一度反目成仇”(第366页)。当时饥渴的中国文学界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把苏联的东西一概奉为圭臬,往往在论争中以自己为“苏”字号正宗而排斥异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接受”的悲哀。然而,一旦当我们与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我们又一边倒地将所有苏联的东西都视为“修正主义”毒草,包括像肖洛霍夫等伟大艺术文化中所包蕴的人文精神,都一概被我们抛弃了。本书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所做出的评判,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发人深省的。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下编还专门对巴金、戈宝权、查良铮等俄苏文学翻译家的翻译活动、译作及文学创作做了全面的评述,这在国内相关研究领域也是具有首创意义的。对译介者的考察和研究,不仅是对译介过程的一个历史描述,重要的是探究俄苏人文思想是如何作用于译介者、并导致译介主体精神状态的变化,从而使之借助于译介过程将这个经过译介者过滤的“新质”传达给受众的。如书中在评述巴金一节中,集中在巴金对赫尔岑的译介活动上,具体考察了二者的交互关系及其影响效果。巴金在早期文学生涯中接触较早且印象最深的外国作家便是赫尔岑,这种印象也就促成了他的翻译行为的发生,而翻译的过程无异于一个哺乳的过程,当他转而从事自己的创作之时,赫尔岑的乳汁便潜移默化地进入到巴金的作品中来,不仅是赫尔岑的那种激情、思考和悲剧意味,甚至题材选择、句式表达,都以巴金的方式再度传达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读者看到的巴金形象其实也叠印着赫尔岑的身影。另一位翻译家兼诗人的查良铮也是如此,他所翻译的普希金和丘特切夫一直是诗人译诗的范本,也正是因为他对二位风格迥异的诗人有着同样深刻的浸润,他自己的诗风之中也才既具有普希金的“浓烈情感”(第511页)、“热烈而纯粹的心灵”(第512页)和“无情的批判”(第513页),同时也具有丘特切夫的“沉静,深思”(第516页)和“深深的忧伤”(第517页)。查良铮的诗带给当代中国的是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是20世纪中国文化——尤其是当这种文化在沉沦中时——的一缕亮色,而这缕亮色同样闪烁着俄罗斯人文精神的光芒。

    对跨文化沟通课题的研究是一种复杂的学术活动,它大致上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他者文化异质性的准确辨析,这对我们本土学者来说是一个艰苦的基础性工作,没有对他者对象的深入理解和明确定位,接下来应用于我们自身文化建设的环节就无从谈起;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是对我们身处其中的同质文化加以深切体认和外位性审视,这一点看似容易,实际上难度很大,因为体认虽然顺理成章,但真正做到对其加以反省和观照,则难度不亚于认识一种异质文化;第三个方面的工作便是所谓的“比较”了,“比较”既要考察不同异质文化的接触动因,也要揭示二者在交互过程中的错位,并进而说明发生错位的内在原因。《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一书在这三个方面都做了大量值得称道的努力,其优长已如上所述。在我看来,这一工作的进一步完善还应延请中国文化专家来共同深入探讨俄中文化交流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是俄罗斯人文思想中的“正能量”在影响了我们社会文化某些领域(如文学批评)之外,在多大程度上遏止和冲消了我们本土文化中的“负能量”;另一个问题则是,为什么我们在接受俄苏文化影响的过程中会发生负面效应,其内在原因到底如何。当然,我的这个想法正是在本书工作的推动之下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人文思想与中国》在俄中文化关系研究领域,既是一部内容赅备的整体性论著,也是为后续研究开拓出更多空间的奠基性成果,期待由此展开的研究将为我们21世纪的文化建设带来更强大的活力。





[1] 鲁迅《摩罗诗力说》,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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