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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蔡勇庆《生态神学视野下的福克纳小说研究》序  

2012-06-20 16:06:3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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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提起笔来要为勇庆的博士论文出版写几句话的时候,便想起他答辩时的情景。当时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我最敬佩的学者之一、《外国文学评论》前主编盛宁先生,他在答辩后对我悄悄说的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还是蔡勇庆的论文做得好。”盛宁在主编任内素以眼光独到、见解深刻而著称,所以,他的一句看似平淡的话,在我看来却有很重的分量,是对勇庆工作的最有力的肯定。

    勇庆最初决定写福克纳的时候,我其实不无担心。对经典作家的研究是一种“高级”研究,学位论文又是有创新要求的,要想在经典作家研究的阐释基础上找到新意,确是一件艰难的事。但真正的好的研究又是应当从经典现象开始的。对当下文学现象的研究容易产生“有新意”的成果,但同时也是一种“取巧”的行为。因此,或许只有对经典的研究才是标准的研究,也是真正让我尊重的研究。在20世纪的美国作家中,福克纳是受关注程度最高的作家之一,对他的研究成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并不为过,因此,如何向这个强大的批评传统挑战,并从中成功突围,则要考验一个研究者,尤其是一个年轻的研究者的识见与勇气。所以,当勇庆提出从“生态神学”的角度来重新诠释福克纳的时候,我不禁暗自叫好。这倒不是因为我本人对宗教视角情有独钟的缘故,也不是因为这个角度是那么地与福克纳的诗学表现相契合;而是我终于看到了一种可以超越泛滥已久的一般生态批评的进路。

    文学生态学,或曰生态美学、生态批评,自上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风靡中国文学研究界。其实,中国的文学研究30年来一直处于理论饥渴状态,30年前我们的研究没有理论自觉意识,尽管那之前我们一直在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批评方法,当这种批评话语随着社会变革而突然失效之后,我们就陷入了一种失语状态,亟需新的理论支点来托起我们说话的权力。西方的当代批评理论就在这时候以平面轰炸的方式进入中国。文学的生态批评尽管稍晚于所谓系统论、精神分析批评、原型理论、接受美学、叙事学等来到中国,但却以其鲜明的针对性和易操作性而后来居上,成为我们文学批评中的一个“主潮”。今天在中国知网以“生态”一词检索篇名,仅世界文学一栏即得1985条,在国家图书馆的书目中检索“生态批评”可得145条,检索“生态美学”可得62条,可见其“门庭若市”之热。但是,我们认真审视一下这个所谓文学的生态批评,不谈其模式之简单、社会干预姿态之直白等问题,从其整个方法论基础上就存在着根本的问题。

    从现有的生态批评著述来看,大致上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目标针对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破坏;二是表现人类理性主义膨胀的社会后果,诸如城市荒漠化以及人类自身精神的退化;三是致力于建构宇宙生命的平等与和谐。生态批评的上述诉求看起来充满了普世的合理性内容,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建构所谓生态和谐的标准是什么?生态个体间彼此相处的基本规则是什么?是不是人类退出中心、放弃理性本体的立场,问题就解决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人与自然是平等的,那么就意味着它们处于一个没有深度的平台上,但如果这个并列的关系可以建构起生存的意义来,那么它就成为诺思罗普·弗莱所说的“转喻修辞”序列。不过,在“人——自然”这个转喻修辞的序列中,必须有一个中心词,或曰立法者,否则它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和谐;没有了中心,剩下的就是意义退场的一种结构,我们把它称作“后现代”文化模式。显然,生态批评或生态美学,追求的并不是这种结果。因此,在生态批评所建构的这个二元结构中,必须存在一个中心,不是以你为中心,就是以我为中心,非此即彼。如果人失去立法者的地位,那么它就会成为“被执法”者,而这又很明显与人的生存意义相悖。所以说,这些年来,我们的生态批评尽管吸引了大量的眼球,但却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深度模式来,原因盖出于此。

    就此而言,“生态神学”的出场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生态神学致力于建构的不是平面的转喻模式,即“人——自然”的二元对立结构,而是立体的隐喻模式,即在这个“人——自然”的平面之上增加一个纵向的立体维度——以“上帝”为喻本的隐喻轴。这样,在“人——自然”二元平面结构中产生的谁是立法者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它以宗教的粗暴、然而却被历史赋予其合法性的名义,承担起为人与自然制定规则的使命,或者说,它的出场意味着一个传统合法性坐标的自然成立。当然,“已死的”上帝重新出现在现代性田野上,问题并不就变得迎刃而解,因为现代性之后,所谓“传统”已经成了一个失效的本质符号,因此,只能说,生态神学的立场表明了现代人重建隐喻的渴求,而至于这种先验合法性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救赎的可能,这也许不是生态神学视域下的文学所能回答的问题了。而福克纳就这样被勇庆置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张力的框架内,使这个经典作家重新获得了全新的阐释空间。

    从勇庆的工作中我们得到的一个启示是,对经典文本的研究有赖于更出色的理论能力,而这一点恰恰是勇庆的优长。他硕士阶段的学习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而毕业后从事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但是他来报考的却是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凭借的就是良好的思辨和成熟的表达能力。作为导师,关注于学生论文工作更多的不是资料的搜集、整理、阅读,甚至也不是论文的构架、表述,而是具体写作中对问题的解析、辨谬、出新的过程,是理论的穿越深度——而在这些方面,正是勇庆让我放心的地方,他思维的力度、表述的清晰,都保证他最后完成了一个令国内顶级专家所称道的工作。今天,当这个成果即将面世的时候,勇庆给了我一个重温美好记忆的机会,谢谢他,也祝福他!

 

                                王志耕

                       2012年4月30日于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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