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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敏《宗教文化视域中的卡夫卡诗学》序  

2012-06-20 16:09: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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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夫卡距离我们并不久远,但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却已经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了。异化、衰败、世界变为“城堡”、人变为“虫”——卡夫卡告诉我们的,现在听上去都像是老生常谈。

    忠敏就用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做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博士论文。只不过她的话语立场是要颠覆上面所提到的卡夫卡模式。论文主题是——卡夫卡的拯救修辞。

    忠敏读硕士期间是随国内著名圣经文学研究专家梁工先生研讨圣经文学,这期间奠定了她的专业基础和学术兴趣。因此,当她选择把卡夫卡放进一个宗教话语框架中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意外,虽然当时我还没有想清楚,对卡夫卡这样的“后现代”作家,如何套进圣经的叙事传统中来,但本能地表示赞同。这也许是因为我本人的研究兴趣就在俄国作家的宗教修辞,看到忠敏能继承她的两位导师的学术衣钵,当然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当年,韦勒克在谈到西方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时说:“存在主义者只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那个‘地下室人’而忽视了那个有神论者、乐观主义者,那个甚至还盼望着一个黄金时代——人间天堂——到来的乌托邦空想家。”那么,这样的问题是否也存在于卡夫卡的研究之中呢?

    针对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命名,我曾提出陀氏“转喻修辞”的观点。因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中,固然已丧失了上帝在场的隐喻形态,但上帝不在场并不意味着必然是人的无序狂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因素在“复调”的架构中被矮化了,甚至是被搁置,这个因素就是作者。陀氏为我们客观展示了复调的世界、狂欢的人群,但不要忘了,陀氏本人却是个生活在信仰世界中的人;因此,当上帝离场的时候,他却始终在场。所以,这个看似无序的衰败世界,实际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操纵者,他按照自己的信仰理念把每一个狂欢者都放在相应的位置,从而在转喻轴上设置了一个中心词,它替代了隐喻的上帝位置,将叙事的价值立场引向自身。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传达着他对基督降临的坚定信念。

    卡夫卡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明确表示过自己始终不渝的信仰立场,但我们却不能忽视,正如忠敏在论文中所记述的,卡夫卡对圣经的熟悉程度不亚于他所读过的任何经典。于是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圣经成为卡夫卡最熟悉的经典文本,那么作为被命名为“后现代”文本的卡夫卡作品,相对于圣经来说,是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这的确是一个难以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如果说,卡夫卡所要表达的主旨是:荒谬即是世界的本质——那么显然,这就是典型的间接引语,不管这些文本中包含了哪些圣经原型和意象。但是,问题又回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他写了“复调”是否就意味着他认为“复调”是世界的本质;同理,卡夫卡写了荒谬,并不就说明他认为荒谬即是世界的本质。忠敏论文的立场就出于此,她努力要探寻的,就是在卡夫卡的文本中,是否存在着圣经文本的直接引语,即,卡夫卡是否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试图在荒谬的世界之上,将他的写作变成一种拯救的修辞。

    卡夫卡的时代当然失去了创造隐喻修辞的条件,但是,即使我们说他的文本是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转喻修辞,也似乎难以成立。因为在这个转喻轴上,我们找不到像索尼娅、阿辽沙这样代表着救赎本质的“中心词”,而见到的是无序排列的、彼此分隔的“虫”一样的个体。在传统的理解中,卡夫卡笔下被“虫”化的形象是其认同存在主义话语的明确标志,它们显示了神恩的离场和人性的陨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拯救修辞”的题旨就将失去可以展开的空间,而卡夫卡的文本所潜藏的直接引语,也便会被这种强大的传统理解所遮蔽。

    实际上,作为“虫”的人正是通过变形的方式展示了他的“不可摧毁”性。如果在转喻轴上找不到中心词,那么其实这已经失去了构成转喻的条件,便成了后现代意义上的“通俗”叙事,或曰“人”的叙事,构成这种失去神性的“人”的文化的任何一个个体项,都因为隔断了与他者的关联而丧失存在的文化意义,最终退出叙事建构。然而,卡夫卡的人物在这个过程中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存在,拒绝退出,从而表现了一种意义守护的悲壮。就此,忠敏认为,这说明卡夫卡笔下的人物仍是神性在场的人物。她的这一发现在论文中得到了出色的阐释,兹不赘述。那么,“不可摧毁”作为神性的标志又源自哪里呢?忠敏在这个问题上引入了“虚己”的概念,给卡夫卡的拯救修辞做出了合理的论证。

    “虚己”本来是耶稣的属性,但它与这些变形为“虫”的人有什么关系?首先,耶稣虚己是在自身完成的,它虽然是一个纵向的下降过程,是一种隐喻叙事模式,但它的现实呈现却是横向展开的——谦卑、隐忍、抵抗、受难、走上十字架,这样一来,“虚己”就成为一种可以仿效的存在方式。其次,作为文化序列中的人,尽管被放逐到后现代荒漠之中,但他们仍是一种有文化记忆的动物,他们之所以成为“不可摧毁之物”,正源于这种灵魂深处的记忆。或者可以说,他们在变为碎片的分裂的个体空间建构了一个虚拟的隐喻模式,从而在一种不可能的境遇之下,以对卑贱与屈辱的坚忍、对受难与牺牲的蹩脚的模仿,宣示着对真正的“虚己”——基督降临——的渴望。卡夫卡就是以这样的记忆修辞演绎着他的拯救叙事。

    忠敏的批评立场与其说是受到梁工先生和我的影响,不如说这出自她的文化理想与生命追求。在我的学生中,有许多人都不是“现代”人,而是“过去”人或“未来”人,他们生活在一个基于文学理想而建构起来的精神乌托邦之中,因此在他们的“第二视力”的视野里,世界虽然是荒诞不经的,但拯救之维却从未陨落,这既是他们面对世界的坚强信念,更是面对自我的救赎之梯。忠敏就一直站在这个向上的阶梯上,并且不时回望着这波诡云谲的俗世红尘。

    是为序。

 

                                王志耕

                            2012年4月30日于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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